在監警會審視反修例的執法報告，警察與傳媒之間的關係亦佔重要一章。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日前發表聲明，建議由政府設立機制透過嚴謹的審查後發出記者證。我們反對任何官方篩選記者的制度，警隊管理層如要妥善處理傳媒關係，首要教育前線警務人員提高執法質素，減少對記者及市民無謂的語言及動作挑釁。的確，示威模式改變，現場採訪的記者人數暴增，不乏是公民記者及網媒，採訪手法有別於傳統的媒體。然而，警方必須明白到：任何人在公眾場合都有採訪及紀錄的權利，大家只有互相尊重，無權去干預對方採訪，所以警方與傳媒機構訂立工作約章是治標不治本。回歸基本點，警員如看見有「記者」違法便拘捕，否則不用費精神去驅趕傳媒。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對傳媒工作是一知半解，囫圇吞棗，硬生生引用海外及內地的所謂發出「採訪證」的一套制度，意圖套用在香港。在公眾場所，每位市民都可以拿出相機及手機拍照，以紀錄現場的一切，為何需要發牌呢？是否市民在街上拍照，事先要向政府申請牌照嗎？

員佐級會提倡官方向記者發牌，請先解答下列問題：
1‧政府憑什麼權力及法例，去阻止在公眾地方拍攝及採訪呢？
2‧政府憑什麼標準決定發牌呢？
3‧員佐級協會指出要由「有公信力的機構」發牌，哪些機構才有公信力呢？當政府的民望都跌至歷史新低，民無信而不立，由政府掌管發牌有公信力嗎？
4‧海外傳媒機構記者如何申領「官方採訪證」呢？這些機構會不時臨時聘請港人為「特約記者」，政府能提供24小時全天候的「發證服務」嗎？
5‧假如真的落實由官方發記者證才准逗留在現場採訪，在執法層面，前線警務人員在應付混亂的示威現場，還有空閒時間逐一檢查在場「黃衣背心人」是否持有「官方記者證」嗎？前線警務人員具備足夠知識水平辨別傳媒身份嗎？

員佐級協會聲明指出：「前線記者工作有一定危險性，而大部分專業媒體記者曾修讀有關專業傳媒工作的課程或接受職業培訓，但近年湧現一些自稱為網絡媒體工作的記者，質疑部分自稱記者的人是否曾接受有關訓練。」

現實上，傳媒機構，包括歷史悠久的紙媒及電子媒體招聘記者時，從來不會看重一定要曾經修讀傳媒工作課程或接受職業培訓。我們綜合各大傳媒的主要招聘條件，包括：求職者對傳媒工作的熱誠、熟悉時事、性格冷靜沉實、具獨立思考分析能力、文字及語言表達能力高、知識水平高等；如是電子媒體，當然還需要樣子上鏡及口齒伶俐。求職者曾修讀新聞系或廣播系，只能說比其他人獲聘機會較高，但不是絕對，換言之，只是「嬴在起跑線上」。

事實上，有不少資深傳媒人的本科不是修讀新聞系，若按照員佐級協會所述「入職標準」，下述數人肯定不會獲聘了。

資深傳媒人劉進圖先後任職《信報》及《明報》，也曾在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兼職執教傳播法，桃李滿門，他同樣不是修讀新聞系。他於八十年代初進入香港大學念法律，後任職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助理，接觸到立法局和基本法起草的工作，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於是加入《信報》當政治組記者。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政治助理的羅永聰與劉進圖軌跡相近，同樣修讀法律，畢業後，2000年入職《明報》法庭版記者，又曾在《信報》工作，現已自設公司，成為炙手可熱的「金牌公關」。

建制派人士、今年即將踏進60歲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八十年代，在中大是最先是修讀英文系，後轉讀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畢業後，她入職《英文虎報》，雖然當年她不是修讀新聞或廣播課程，但仍獲聘請當記者。

梁美芬接受中共喉舌訪問時，指出政府應重新考慮制定記者發牌制度。她提出這觀點，令人驚訝，因她曾經當記者，理應對這行業有充份認識，卻如此不切實際。梁美芬任職記者期間，曾前往北京採訪八九學運，採訪在天安門的示威者。她在「六四事件」爆發前，於1989年5月採訪後返港，並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訪問。她曾說：「北京市民對香港有很大的期望，他們不太相信國內報紙，很希望香港的報紙，可以為他們如實報道。」香港能夠如實報道，正是享有新聞自由，不用受內地官方審查，昔日能夠區分兩地傳媒分別的梁美芬，今天成為大律師，卻揣着明白裝糊塗。

員佐級協會的聲明，是把目前警媒之間出現的問題，簡單歸納成是「專業媒體」與「非專業媒體」引致，我們絕不同意此說法。因為「專業媒體」也會有「不專業」的記者，正如「專業的警隊」也有「犯法的警察」一樣。員佐級協會的聲明，以至警隊部分管理層處理「警媒問題」，正是陷入「二元對立」的思考僵化陷井，凡是變成非善即惡，非黑即白；逐漸演變成「立場」之爭，平白製造出無法解決的衝突。當警察與傳媒愈來愈強調自身的立場，就自然減少以同理心去理解對方的想法。要突破「二元思考」的困局，首先要學會妥協的藝術，否則什麼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