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植根植48载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拥10万名会员，是全港单一最大工会。中共官媒发文斥为「毒瘤」促剷除后，教育局罕见地快速手起刀落，立即「断交」。有关教协的前途，套用着名艺人近日的热爆霸气金句：「不谈了，完！」我们倒是关注老师权益日后谁来保护，昔日的「兴德学校校长欺压滥权」、「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老师林丽棠自杀事件」等等被揭发，正是不少知情老师在教协这工会的「保护伞」下，敢于仗义执言而终止乱局。如今，教协地位「被改写」，老师投诉后是否获正视、会否遭校方秋后算帐等，拭目以待。教育局必须肩负更积极介入、主动查核的重任，及时阻止校长或校董会只手遮天的情况。

教协之创立，与维护教师权益有密切关係。港英政府于1972年降低文凭教师入职薪点，企图将教师薪级脱离公务员总薪级表，引起教师请愿和罢课，港英政府最终让步。当时，教协正处于申请註册等待批准的阶段，1973年才正式创会，首任会长是司徒华。其后，1977年至78年发生的「金禧事件」，司徒华陪同宝血会金禧中学3名教师，向时任廉政专员姬达要求调查该校的财政问题，事后，校方欺压教师，接二连三发出警告信，最终引爆成学生运动，港英政府一度决定解散金禧中学，教协于是联同其他团体在维园举办「金禧事件民众大会」。时任港督麦理浩委任调查委员会，并接纳其建议，另外成立五育中学，由原金禧中学的教师任教，事件方告平息。经此一役，亦奠定教协在教育界的地位。

自教协创会以来，就设有权益及投诉部，远至70年代的李邓阁坚案，女教师李邓阁坚因怀孕请病假给学校解僱，当时的教育署未有阻止，该女教师在教协支持下控告学校，终获得赔偿至学年结束的全部薪酬。

今天，教育局与教协「断交」，不接受其转介的投诉，不接受其身份任代表等。按教协的会务简介所述，每年平均处理逾3,000宗个案，有些是在教协居中协调下，当事人、校方及教局官员透过会议解决事件；有些则是诉诸法律程序等。

近年，经教协处理较轰动的个案，有屯门兴德学校事件，最初是有十多名老师向教协投诉学校管理混乱，校长陈章萍欺压老师，甚至揭发有「影子学生」问题。教协于是去信教育局，要求局方介入调查。初期，教协曾要求教育局分区协助，安排与校长及校董会会面试图解决问题，但临场校方拒绝让教育局代表参与会议，令人惊讶是局方代表竟然屈从离开。其后，校方无理地向有份投诉的老师发出大量口头及书面警告，甚至解僱曾投诉的老师，但教局仅以劝喻方式，寻求校方合作。最后是在舆论压力下，校董会通过罢免校长陈章萍，并撤回解僱两名老师的决定。这宗事件正是印证校长可以只手遮天、获校监校董盲撑。

另一宗事例是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老师林丽棠在校内堕楼轻生事件，教协以工会角色要求召开死因庭，最后透过庭讯，林老师生前受欺凌的惨况曝光。死因裁判官周慧珠在判词中，批评时任校长罗婉仪对林丽棠「咬着不放」，事发前一天再召见林老师，将其精神推向崩溃。这次聆讯，揭示了「职场欺凌」的问题，还死者一个公道。

教育局推动的校本管理制度，虽灵活管理，却无法有效处理教师对学校管理层的投诉，局方变相是把责任推卸给校方及办学团体，造就一些校长可以只手遮天滥权，法团及校董会为维护学校名声而包庇或息事宁人。

在教育界宣称「维护教师权益」的，「工会」除了教协外，尚有工联会辖下的「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至于「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则仅是按社团条例註册的组织。为何两个组织长期在维护教师权益的成绩未见突出，似「扶不起的阿斗」，无法令教师信服及加入呢？这是主事者必须思考的事。

教协的地位能否由上述两会取代？又或有新组织取代？拭目以待。无论如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立信任非一两天之事。在处理教师投诉校政及学校职场问题上，教育局有责任肩负更积极、主动介入的角色，而非左闪右避。压力团体的存在，正是让政府提高效能，令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