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施政为人诟病之一，是政策「离地」兼「思虑不周」，决策局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务求在极短时间内，便将一些未经试验和证明的新政策和措施，铺天盖地的覆盖全港地区，与民情造成极大的差距。我们倡议透过「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的实践与验证，负责制订政策的政务局须放下身段，腾出较长时间借调到地区办事处一段时间，深入社区体察民情，在设计新政策和措施时才有据可依。

我们在早前的文章中，我们已分别探讨地区康健中心、康健站、社区照顾券和照顾点，以至智能健康程式等，在推动香港基层健康上的潜在可能性。无论构思如何完美精准，若未经实践，往往也是天马行空。政务官喜与文件打交道，却鲜见落区向居民查问及了解地区实况，总是一味坐在办公室写写写，结果政策往往只有提供服务或参与机构持份者的意见，官员未有亲身体会。

新一届政府不妨考虑加强「生活实验室」的概念。荷兰机构AMS推动的「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在阿姆斯特丹地区多达90个案例的经验显示，此等以用家为本、强调开放和创新、跨界别协作和共创，并将研究和实践元素紧密结合的实验项目，能有效激发社区持分者的创新想像，在小范围内进行具前瞻性的大胆尝试，通过反覆修订和检验的过程，令实践经验和知识得以累积，并扩散到更广泛的社区中。

无论在各地政府或私人企业，生活实验室正日渐成为被广泛普及应用的工具，依托着城市空间的社群互动过程，针对各类公私营产品、服务以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议题，进行创新、研发及测试。这些实验室往往较诸传统的工具，例如是民意或市场调查，更能立根于市民或消费者的生活日常，令创意理念得以更「贴地」地付诸实践。

生活实验室正被广泛普及应用

至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共同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研究的基础上，近年亦涌现大量关于「城市共同体」（urban commons）的文献，强调城市空间和资源乃属市民共有共管的特质。那些原被称为「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更堪称为「共同空间」（common space）。原因是公营部门的「有形之手」，在现实操作上往往鞭长莫及，共同空间更多是市民发挥集体的草根创意、自下而上开拓社区灵活潜能的场景。

这些以地方和社区为依托的创新项目，近年在官商民的跨界多元力量推动下，在香港亦渐形成一股称为「社区营造」（place making）的潮流。赛马会慈善信託基金和市区更新基金，皆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投入。特别是前者支持的理大社会创新设计院（简称DISI），和创不同「社会实验室」（Social Lab），就更成为在地推动社会创新和政策创新的两大重镇。

探寻证据为本的基层健康模式

在早前的文章中，我们已分别探讨地区康健中心、康健站、社区照顾券和照顾点，以至智能健康程式等，在推动香港基层健康上的潜在可能性。然而，设想特区政府仍一如既往地，以决策局高高在上的姿态，雷厉风行的全面推动，务求在极短时间内，便将一些未经试验和证明的新政策和措施，铺天盖地的覆盖全港地区，则无论决策局如何有心有力，仍难掩此等「德政」与民情的差距，政府「坚离地」的印象仍无法改善。

通过生活实验室的歷练，将大大有助决策和执行部门的官员，能深入社区体察民情，在设计新政策和措施时有据可依。必须指出的是，这和传统官员的「落区」有别，生活实验室实有赖官员放下身段，腾出较长时间「蹲点」（例如借调到地区办事处三个月）。尤其对决策局的政务官来说，这种要求或许有点严苛，但却是一个开濶眼界极其重要的过程。

除此以外，生活实验室亦极适合、甚或是为跨部门、跨专业协作度身订造。不同背景的政府官员，再加入社区中的用家和持分者，能够在前线操作的实际处境中，具体而轻地通过反覆实验，测试及评估新政策和措施的功效。这将远较躲在政府总部冷气房中、没完没了的协调会议，来得更有效率和成效百倍。

针对重大政策 倡设驻地区特遣队

具体而言，基层健康主要只涉及医疗卫生局和劳工福利局。只要由政务司司长及其责成的机构（例如像现有的「政策创新及统筹处」），联繫两局相关的政务官员，便能迅速成立暂驻地区的特遣队，就关乎民生的重大政策议题，在既定时间表内进行共创实验，并以所得成果作为未来决策依据。

踏出这看似微小的一步，却极可能在政府和市民之间，架起一道足以突破管治困局的新穚樑。

（后疫情时代的基层健康系列之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