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之內／陳加利】文學作品和電影描述守城戰爭的氣氛，通常都是既淒美又浪漫，現實中也許如此，但結局往往更為悲壯。近代史上，「四行倉庫守衛戰」因為事件富戲劇性，所以多次被改編成為電影；話說一九三七年十月，國軍於淞滬會戰失利，獨留第八十八師留守上海以掩護大軍撤退，而第一營則負責死守位於上海閘北區蘇州河西岸，和上海租界只一河之隔的四行倉庫。團附謝晉元領導八百壯士死守四日四夜，六度擊退日軍；其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女童子軍楊惠敏冒險帶著國旗潛入，令士氣大振。最後透過各國使節團的交涉下，他們撤退至上海租界。可是，甫撤退就被租界內的英軍強制繳械和軟禁；四年後，謝晉元更遭暗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被日軍佔領，眾人成為俘虜。到二戰結束後，倖存者只餘百多人。

回看香港，抗爭者今回似乎忘記了Be water這條金科玉律，放棄己方靈巧如水的優勢，中大之戰鮮血仍未凝固，數日後又死守理大，堅守多時，早已精疲力盡，如甕中之鼈，勝負似乎已寫在牆上；情況甚至比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更糟，起碼沒有外國勢力施以援手，取而代之是一群德高望重者奔走斡旋，和毋畏毋懼的同路人總動員在校園外拯救；德高望重者說，要是投降跟隨他一起走出去，就可以免受暴力虐待；這番說話的弦外之音，似乎是說給全香港人聽。但這不是每個市民的基本權利嗎？濫暴竟是理所當然？抗爭者投降還是死守只是一時的抉擇，但日後何去何從，路仍是遙遠漫長，香港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