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警会审视反修例的执法报告，警察与传媒之间的关係亦佔重要一章。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日前发表声明，建议由政府设立机制透过严谨的审查后发出记者证。我们反对任何官方筛选记者的制度，警队管理层如要妥善处理传媒关係，首要教育前线警务人员提高执法质素，减少对记者及市民无谓的语言及动作挑衅。的确，示威模式改变，现场採访的记者人数暴增，不乏是公民记者及网媒，採访手法有别于传统的媒体。然而，警方必须明白到：任何人在公众场合都有採访及纪录的权利，大家只有互相尊重，无权去干预对方採访，所以警方与传媒机构订立工作约章是治标不治本。回归基本点，警员如看见有「记者」违法便拘捕，否则不用费精神去驱赶传媒。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的声明，对传媒工作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硬生生引用海外及内地的所谓发出「採访证」的一套制度，意图套用在香港。在公众场所，每位市民都可以拿出相机及手机拍照，以纪录现场的一切，为何需要发牌呢？是否市民在街上拍照，事先要向政府申请牌照吗？

员佐级会提倡官方向记者发牌，请先解答下列问题：
1‧政府凭什么权力及法例，去阻止在公众地方拍摄及採访呢？
2‧政府凭什么标准决定发牌呢？
3‧员佐级协会指出要由「有公信力的机构」发牌，哪些机构才有公信力呢？当政府的民望都跌至歷史新低，民无信而不立，由政府掌管发牌有公信力吗？
4‧海外传媒机构记者如何申领「官方採访证」呢？这些机构会不时临时聘请港人为「特约记者」，政府能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发证服务」吗？
5‧假如真的落实由官方发记者证才准逗留在现场採访，在执法层面，前线警务人员在应付混乱的示威现场，还有空闲时间逐一检查在场「黄衣背心人」是否持有「官方记者证」吗？前线警务人员具备足够知识水平辨别传媒身份吗？

员佐级协会声明指出：「前线记者工作有一定危险性，而大部分专业媒体记者曾修读有关专业传媒工作的课程或接受职业培训，但近年涌现一些自称为网络媒体工作的记者，质疑部分自称记者的人是否曾接受有关训练。」

现实上，传媒机构，包括歷史悠久的纸媒及电子媒体招聘记者时，从来不会看重一定要曾经修读传媒工作课程或接受职业培训。我们综合各大传媒的主要招聘条件，包括：求职者对传媒工作的热诚、熟悉时事、性格冷静沉实、具独立思考分析能力、文字及语言表达能力高、知识水平高等；如是电子媒体，当然还需要样子上镜及口齿伶俐。求职者曾修读新闻系或广播系，只能说比其他人获聘机会较高，但不是绝对，换言之，只是「嬴在起跑线上」。

事实上，有不少资深传媒人的本科不是修读新闻系，若按照员佐级协会所述「入职标准」，下述数人肯定不会获聘了。

资深传媒人刘进图先后任职《信报》及《明报》，也曾在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执教传播法，桃李满门，他同样不是修读新闻系。他于八十年代初进入香港大学念法律，后任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的助理，接触到立法局和基本法起草的工作，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于是加入《信报》当政治组记者。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政治助理的罗永聪与刘进图轨迹相近，同样修读法律，毕业后，2000年入职《明报》法庭版记者，又曾在《信报》工作，现已自设公司，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公关」。

建制派人士、今年即将踏进60岁的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八十年代，在中大是最先是修读英文系，后转读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毕业后，她入职《英文虎报》，虽然当年她不是修读新闻或广播课程，但仍获聘请当记者。

梁美芬接受中共喉舌访问时，指出政府应重新考虑制定记者发牌制度。她提出这观点，令人惊讶，因她曾经当记者，理应对这行业有充份认识，却如此不切实际。梁美芬任职记者期间，曾前往北京採访八九学运，採访在天安门的示威者。她在「六四事件」爆发前，于1989年5月採访后返港，并接受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访问。她曾说：「北京市民对香港有很大的期望，他们不太相信国内报纸，很希望香港的报纸，可以为他们如实报道。」香港能够如实报道，正是享有新闻自由，不用受内地官方审查，昔日能够区分两地传媒分别的梁美芬，今天成为大律师，却揣着明白装煳涂。

员佐级协会的声明，是把目前警媒之间出现的问题，简单归纳成是「专业媒体」与「非专业媒体」引致，我们绝不同意此说法。因为「专业媒体」也会有「不专业」的记者，正如「专业的警队」也有「犯法的警察」一样。员佐级协会的声明，以至警队部分管理层处理「警媒问题」，正是陷入「二元对立」的思考僵化陷井，凡是变成非善即恶，非黑即白；逐渐演变成「立场」之争，平白制造出无法解决的冲突。当警察与传媒愈来愈强调自身的立场，就自然减少以同理心去理解对方的想法。要突破「二元思考」的困局，首先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否则什么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