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施政為人詬病之一，是政策「離地」兼「思慮不周」，決策局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務求在極短時間內，便將一些未經試驗和證明的新政策和措施，鋪天蓋地的覆蓋全港地區，與民情造成極大的差距。我們倡議透過「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的實踐與驗證，負責制訂政策的政務局須放下身段，騰出較長時間借調到地區辦事處一段時間，深入社區體察民情，在設計新政策和措施時才有據可依。

我們在早前的文章中，我們已分別探討地區康健中心、康健站、社區照顧券和照顧點，以至智能健康程式等，在推動香港基層健康上的潛在可能性。無論構思如何完美精準，若未經實踐，往往也是天馬行空。政務官喜與文件打交道，卻鮮見落區向居民查問及了解地區實況，總是一味坐在辦公室寫寫寫，結果政策往往只有提供服務或參與機構持份者的意見，官員未有親身體會。

新一屆政府不妨考慮加強「生活實驗室」的概念。荷蘭機構AMS推動的「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在阿姆斯特丹地區多達90個案例的經驗顯示，此等以用家為本、強調開放和創新、跨界別協作和共創，並將研究和實踐元素緊密結合的實驗項目，能有效激發社區持分者的創新想像，在小範圍內進行具前瞻性的大膽嘗試，通過反覆修訂和檢驗的過程，令實踐經驗和知識得以累積，並擴散到更廣泛的社區中。

無論在各地政府或私人企業，生活實驗室正日漸成為被廣泛普及應用的工具，依托著城市空間的社群互動過程，針對各類公私營產品、服務以至環境與可持續發展議題，進行創新、研發及測試。這些實驗室往往較諸傳統的工具，例如是民意或市場調查，更能立根於市民或消費者的生活日常，令創意理念得以更「貼地」地付諸實踐。

生活實驗室正被廣泛普及應用

至於社會科學的領域，在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共同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研究的基礎上，近年亦湧現大量關於「城市共同體」（urban commons）的文獻，強調城市空間和資源乃屬市民共有共管的特質。那些原被稱為「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的場景，在日常生活中更堪稱為「共同空間」（common space）。原因是公營部門的「有形之手」，在現實操作上往往鞭長莫及，共同空間更多是市民發揮集體的草根創意、自下而上開拓社區靈活潛能的場景。

這些以地方和社區為依托的創新項目，近年在官商民的跨界多元力量推動下，在香港亦漸形成一股稱為「社區營造」（place making）的潮流。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市區更新基金，皆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投入。特別是前者支持的理大社會創新設計院（簡稱DISI），和創不同「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就更成為在地推動社會創新和政策創新的兩大重鎮。

探尋證據為本的基層健康模式

在早前的文章中，我們已分別探討地區康健中心、康健站、社區照顧券和照顧點，以至智能健康程式等，在推動香港基層健康上的潛在可能性。然而，設想特區政府仍一如既往地，以決策局高高在上的姿態，雷厲風行的全面推動，務求在極短時間內，便將一些未經試驗和證明的新政策和措施，鋪天蓋地的覆蓋全港地區，則無論決策局如何有心有力，仍難掩此等「德政」與民情的差距，政府「堅離地」的印象仍無法改善。

通過生活實驗室的歷練，將大大有助決策和執行部門的官員，能深入社區體察民情，在設計新政策和措施時有據可依。必須指出的是，這和傳統官員的「落區」有別，生活實驗室實有賴官員放下身段，騰出較長時間「蹲點」（例如借調到地區辦事處三個月）。尤其對決策局的政務官來說，這種要求或許有點嚴苛，但卻是一個開濶眼界極其重要的過程。

除此以外，生活實驗室亦極適合、甚或是為跨部門、跨專業協作度身訂造。不同背景的政府官員，再加入社區中的用家和持分者，能夠在前線操作的實際處境中，具體而輕地通過反覆實驗，測試及評估新政策和措施的功效。這將遠較躲在政府總部冷氣房中、沒完沒了的協調會議，來得更有效率和成效百倍。

針對重大政策 倡設駐地區特遣隊

具體而言，基層健康主要只涉及醫療衛生局和勞工福利局。只要由政務司司長及其責成的機構（例如像現有的「政策創新及統籌處」），聯繫兩局相關的政務官員，便能迅速成立暫駐地區的特遣隊，就關乎民生的重大政策議題，在既定時間表內進行共創實驗，並以所得成果作為未來決策依據。

踏出這看似微小的一步，卻極可能在政府和市民之間，架起一道足以突破管治困局的新穚樑。

（後疫情時代的基層健康系列之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