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任主席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進行為期逾一月的諮詢宣告結束。隨着香港愈益重視知識型經濟和科技發展，研究政策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近年本地大學一面倒走向國際化的道路，卻導至研究淪為象牙塔內的空談，無法配合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脈搏。尤其甚者是，大學已再難容納香港學生進修和參與研究，形成愈少本地生參與，研究愈離地的惡性循環。

長期以來，徐立之向是香港科研創新的主要推動者。作為前港大校長，他更深深感受到大學與社會脫節的弊病。因此在專責小組的中期報告內，他除了建議應大幅增加研究撥款，更強調研究成果的轉移和應用，以及學界與產業的跨部門合作等，以確保研究撥款能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貢獻。

作為國際一流的科學家，徐立之的建議可說在情理之中；但作為高高在上專業精英，其意見落實在香港的具體情景，卻難免仍與現實存在一定的落差。其中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他一味把注意力集中在高新科技，深信這才能配合商界賺錢的需要，並且自然就能令整體社會受惠。事實上，香港產業長期向金融地產傾斜，貧富懸殊問題早已晉身全球前列。大財團在各行各業壟斷情況嚴重，未來就更可依賴科技的優勢，進一步損害一般市民的普遍利益。

要令知識普及和服務廣泛社會群體，科研便首先必須做到「以人為本」，從市民的生活環境所需出發，而不是企業的營商環境出發；從普遍面對的社會民生問題入手，而非從「讓一小撮人先富起來」入手。近年大學撥款委員會着手推動「社會效益評估」，便必須先參照多元化的社會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指標，而絕非將狹義的經濟效益，以偏概全地誤認作社會效益。

其中一個本地八家大學科研的畸形現象，是在一味追求國際頂尖水平之際，卻完全無視本地大學生的培育，忽視這對長遠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重要性。不少大學均致力聘用國際著名專家和學者，卻終日埋首在學術論文的沙堆中；相反面向大學生的教學重責，則交由一些兼職和臨時工代勞。不少本地青年教師甚至需要在多家大學兼職，才勉強能夠賺取足夠生活的費用。試問連教學如此一個基本責任也做不到，八大還奢談甚麼社會效益？

久而久之，大學管理層便可振振有詞地指摘本地大學生無心向學，更不用說讓他畢業後留校進修，參與尖端的科研工作。由此校方遂可進一步招收外地研究生，待他們畢業後，又變成本地講師和教授；相反本地大學生即使希望投身科研，也愈來愈難擠身進入研究院，更遑論未來有機會在大學任教。由此香港的大學和科研，終難免完全由外地人所掌控，研究取向則愈來愈「離地」；至於那些被標籤為「不思進取」的本地年輕人，自然被摒棄於科研殿堂的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