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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人數少 不等於無民怨
發佈日期 : 2019-01-02


民陣昨天發起「香港未完蛋.希望在民間」遊行,由銅鑼灣東角道起步遊行至政總公民廣場集會,提出訴求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梁振英UGL案未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不滿特首林鄭月娥未經諮詢硬推「明日大嶼」計劃等,主辦單位指有5,500人參與遊行,警方則稱遊行最高峰有3,200人,無論哪組數字均是創下2010年新低。遊行人數劇減是意料中事,但並非沒有民怨,而是即使抗爭都無法改變。我們認為,這樣的沉鬱政治氣氛比「上街」示威更可怖,因意味着這代人自成一派,不願透過表達意見來推動社會變革;假如一旦當權者的管治觸碰他們的底線,爆發的力量遠比過去任何時期更大。


「社會運動」顧名思義是一種社會群體行動與政治現象,在體制外透過發起示威、罷工及罷課等行動,藉此引起社會關注及參與,來改變現有體制、推動社會變革及改變當權者看法等。香港幾年前政治氣氛熾熱,於2012年至2016年可說是社運高峰期,反國民教育、反高鐵、光復香港、反新界東北撥款、佔領事件及旺角暴動等,一浪接一浪,而且示威手法愈來愈激進,甚至走向暴力,令到一些核心搞手及參與者需要承擔法律後果,需要接受刑罰。


如前所說,社運的出現是予人「變革」的希望,當市民認為站出來推動「社會運動」都無法去令當權者作出任何改變時,哀莫大於心死,索性放棄抗爭。近一兩年,政治的爭論有增無減,但社運陷於低潮,在佔領事件後,不少示威活動再難動員群眾參與。由「民間人權陣線」(下稱:民陣)昨午發起元旦遊行,參加人數較去年少近半,乃意料中事。


「民陣」宣布有5,500人參加遊行,警方則指遊行高峰期有3,200人,較去年的遊行少3,000人;無論是警方還是主辦方的數字,均創下自2010年以來由民陣主辦元旦遊行的新低。2017年,大會公布有9,150人參與,警方的數字為4,800人;2018年,民陣稱有1萬人參與遊行,警方則指高峰期參與遊行人數有6,200人。


民陣的遊行主題是「香港未完蛋」及「希望在民間」,提出多個訴求,包括重啟政改、檢控前特首梁振英及反對國歌法等。然而,這些話題不貼身及不貼心,難引起市民共鳴,遑論要升斗市民參與,即使是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心知無論是一萬人抑或十萬人上街,都不會令到當權者改變,除非再次出現2003年「七一」逾50萬人,甚至有說近70萬人「上街」抗議,當年是受到啟動《基本法23條》立法程序、沙士疫情及經濟不景氣等因素,吸引大批市民穿黑衣參與遊行,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由80年代開代就是由「民主回歸」論主導,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作為主軸,遊行示威靜坐了幾十年,自此視為金科玉律。十多年來,每次抗爭幾乎都可以預知劇本的發展:遊行、集會、唱歌再散水。當權者很快便能知道每次社運的模式都離不開「和理非」,不會搞出甚麼的驚喜,亦不會懼怕社運。社會抗爭一下子失去了原本的作用,不能向政權施壓。


今年的元旦遊行人數劇減,是否就等於沒有民怨呢?放諸今天,遊行人數多寡已經意義不大,如果認定遊行人數減少,就等於民怨不存在,那就是太天真了。當權者如果因為遊行人數少,而以為市民對施政滿意,就會慢慢唯我獨尊,拒聽民意,變得更專橫,這對當權者而言,民怨累積或令這一代認定政府是拒納民意,勢蘊釀更大反政府力量,屆時或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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