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由導演張婉婷執導，追蹤英華女校六名女生阿佘、阿聆、馬燕茹、香港小姐、Madam、阿雀，連同剪接等工序，歷時10年至較早前公映，卻引發軒然大波，事源女生阿聆不同意紀錄片公映等。紀錄片目前已經停止放映，張婉婷昨日解釋，紀錄片曾經進行包場活動，當時外界反應很好，於是認為即使公映不會有負面影響，期間還聽到阿聆的父親表示女兒已平復，故以為阿聆已釋懷。我們必須指出，阿聆由此至終都沒有提出改變想法，製作團隊似乎想得過份理所當然，甚至是以行內人眼光來思考六名學生的處境，似乎太自以為是，最終衍生出今次風波。

《給十九歲的我》拍攝了六名女生，她們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從2011年開始，她們準備迎接學校的重建，即將由半山遷到深水埗的臨時校舍，希望在她們中六的一年，回到舊校址繼續上學和畢業。

張婉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向阿聆致歉。她解釋，事前曾與一眾主角交流，提及想做公開放映，所有當事人都在場，如果任何當事人表明不願意可以隨時離開。當時眾女孩大約中五至中六，她收到通知，有電影發行公司表示對此片有興趣，於是向一眾女孩提起，而六位主角都留下來，「我當時理解是她們同意這件事」，但可能她們理解中的公開放映，最多只是做一些包場式的放映，而不是直接在戲院放映，與其本人理解不同。

隨後，張婉婷憶述從其他途徑得知，阿聆並不希望紀錄片公開放映，最多可接受作校內籌款活動之用，或是在電影節、包場等小規模的放映。後來校方辦了包場活動，由於外界反應很好，「當時無人覺得有何不妥，都覺得女孩子可愛勇敢，很正面」，於是認為即使公映不會有負面影響，期間她亦曾聽到「阿聆」的父親表示「她平復了」，而在紀錄片的感恩大會中，阿聆的父母和弟弟都有出席，「我都以為她（阿聆）已經釋懷」，但沒想到「她（覺得）還有這麼多問題」。

我們認為，在《給十九歲的我》製作團隊眼中，電影放映、給社會大眾評頭品足等，也許是「可以克服」的東西，甚至根本不是甚麼問題，但在中學生眼中便或許是相當大件事。再進一步說，《給十九歲的我》的製作橫跨了10年之久，紀錄片本身當然有存在價值，至少可以讓關心下一代、關心教育的人多了一層反思。然而，正正是紀錄片本身歷經10年，考慮的因素也是相當的多，拍攝行政上的交接工作，我們對此表示存疑。

最重要的一點，是紀錄片的拍攝對象是中學生，劇組必須予以絕對的尊重，而阿聆本身患有抑鬱症，劇組以至是校方就更應該給予更多關心。我們認為，紀錄片無論如何有價值，都應以學生利益為優先，而今次的拍攝與製作手法，明顯並不考慮周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