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衞生組織（WHO）把「過勞」（burn-out）界定為要尋求治療的「職場現象」（occupational phenomenon），雖然未有列作是「疾病」，但合情合理，因涉及範疇既複雜又專業，包括醫生斷症、是否列作「工傷」的僱傭事宜，以及醫療保險索償等，當中牽涉不少法律責任，容易造成爭拗，引發訴訟。故此，我們相信世界各地要把「過勞死」規範成為法律，為上班一族提供保障，必定是漫漫長路，但正正在於其複雜性，港府應盡早研究各類問題，此外，在訂立法例保障僱員前，可透過宣傳推廣正視工時問題，讓僱員開開心心上班、安安全全下班。

世衞上周一（27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第72屆世界衞生大會（WHA）期間，一度將「過勞」列為《國際疾病分類》當中的疾病之一，但其後更正指「過勞」界定為要尋求治療的「職場現象」，而非疾病。

世衞早前將過勞定義為「長期工作壓力未得到有效管理而產生的一種綜合症」，症狀為感覺能量消耗或疲憊、心理上對工作保持距離或對工作感到消極和憤怒，以及工作效能感降低。全球不少先進國家及城巿也發生僱員「過勞死」問題。

「過勞死」英文名「Karoshi」源自日語，日本上世紀80年代發現接連有僱員長時間加班工作導致猝死問題，不少死者在30至50歲之間，死因多是急性心肌梗塞和腦溢血，自此「過勞死」漸為世人關注。事實上，以工時長見稱的香港，僱員加班乃普遍現象，不少打工人也有過勞情況，懷疑過勞猝死的個案亦不少，如今年1月身兼多職包括當臨時演員的64歲男子劉何志，被發現在尖沙咀中心對開海濱公園一睡不起，懷疑過勞猝死；去年11月，為照顧內地妻女而日捱兩份工的41歲好爸爸盧正，亦在網吧休息期間疑心臟病發去世。

長時間負荷工作這現象在西方國家也比比皆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傑Jeffrey Pfeffer早前推出的新作《工作致死》（Dying for a Paycheck），指出僱員正在因工作而送命。他在書中指出，研究顯示61%美國員工相信工作壓力是他們生病原因，他並估計每年多達12萬美國人因工作壓力致死，同時因工作壓力導致的員工請假、生病等，也給美國僱主帶來3,000億美元的巨大經濟損失。

不過，本港若將「過勞死」列為職業病，則仍要面對不少困難，這涉及不少配套措施，例如在保險上要有安排配合，而這亦涉及僱主的責任以及賠償問題，但由於如何界定是否「過勞死」仍未有公認定義，因此會出現爭拗，如每日工作多少小時才會導致過勞？另外過勞雖可能促使僱員因心血管病或血腦溢血等疾病死亡，但心臟病和中風等亦會有其他成因，如何證實是過勞致死，這是一個難題，甚至會引起法律訴訟。

「過勞死」涉及的問題複雜，但因此更是及早處理。有議員日前在立法會問及政府會否把「過勞死」列為《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職業病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出，職安局去年已著手研究僱員在工作地點因心血管病發死亡個案，嘗試分析工作情況和個人因素與死亡的可能存在關係，研究預期三年才完成，屆時會據研究結果再作考慮。議員追問標準工時立法問題，他則回答社會存在分歧，又指「死多少人並非政府考慮因素」，其回答令人感到其態度十分涼薄。

職安局研究僱員猝死問題是好事，但政府要待三年研究完成才再考慮如何處理，不但太被動，更給人只是拖拖拉拉，最後不了了之的感覺。正正由於處理「過勞死」問題複雜，政府因此應兩手準備，縱未有任何數據，也可研究如何界定「過勞死」定義和研究責任問題，雖然這定會再引起僱主反彈，政府更應一早帶動社會討論，並在有任何法例修改前，加強推動類似家庭友善僱傭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