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国安法合情理 防范外部势力渗透
支联会技术脱罪 难掩「外国代理人」真相

《国家安全法》的订立，使得香港特区政府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上更加有效率，能够针对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及与外国势力勾结等行为，採取相应的法律手段。然而，近期支联会因拒绝提交与外国组织联繫的相关资料，被警方调查，最终在技术层面上获判无罪。但这一结果仅仅是基于法律条文的限制，并不代表支联会能够洗脱其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嫌疑。

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预明显增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更是各种政治角力的前线。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特区政府于2020年制定并实施《国家安全法》，旨在防范、制止和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及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联会因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被警方调查，并被要求提交与外国组织联繫的相关资料。然而，支联会拒绝提供相关文件，最终获终审法院裁定技术上无罪。然而，这并不代表支联会可以洗脱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嫌疑。此案暴露了一些法律漏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是否应该进一步修订法律，以堵塞这些漏洞，确保国家安全执法的有效性。

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民主、人权」为旗号，实际上却长期勾结外部势力，进行反中乱港活动。警方的调查显示，支联会与多个外国政治组织有密切联繫，并曾接受外国资助，策划反政府活动，如游行、集会及联署等，甚至成为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工具。根据调查，支联会与六个外国政治组织有关联，并曾接受数以万计港元的资助。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长期资助与支联会相关的组织，如「华人民主书院」。该书院多年来依靠NED资金运作，并与台湾民进党、「台独」势力及其他海外反中势力有紧密联繫。支联会的成员何俊仁和陶君行都是该书院的董事，长期参与其反中活动。

此外，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曾在2012至2018年间担任与NED关係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及公司董事，并于2016年获安排赴印度参加由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公民力量」举办的培训营，期间更与支持「藏独」的达赖喇嘛会面。这些事实显示，支联会的行为早已超越一般的社会组织范畴，而是与外部势力勾结，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在支联会被警方调查的过程中，外国势力多次为其发声。例如，2023年3月，海外反华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在纽约建筑物外墙投射因违反《国安法》而被囚禁的女子头像及标语，试图将她们包装成「被打压的对象」，其中包括支联会成员邹幸彤。这些行为无疑显示，支联会与外国势力之间的联繫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长期合作的结果。

支联会拒绝提交资料的案件，最终在终审法院获判技术上无罪。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支联会可以洗脱其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嫌疑。法院的判决只是基于现行法律条文的限制，而非对支联会行为的实质性认可。

事实上，警方要求支联会提交的资料大部分只回溯至2014年，部分更仅涉及税务、会计、员工纳税申请表、强积金纪录等按法例需要保存的资料，这些资料本应轻易获取。然而，支联会不仅拒绝提供，还试图将警方的行动描绘成「打压公民社会」，这种行为本身就值得怀疑。因此，支联会的技术性脱罪并不等于其清白，而是反映了现行法律在执法过程中的某些漏洞，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和修订。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回应法院判决时表示，政府将研究判词，并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确保国家安全执法的有效性。这种做法在普通法体系下并不罕见，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往往会随着社会变迁、司法观点的演变而有所调整。

在普通法体系中，法律条文的解释可以随着法院判决而转变。例如，在港英时期，香港法律制度多次经歷重大变更，包括1966年起所有死刑判决自动获得特赦，并于1993年正式修订法律，全面废除死刑；1967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加强对示威及集会的管制，赋予警方更大权力干预未经批准的集会；政府对《新界条例》的解释有所调整，影响了原居民的土地发展权益。这些例子显示，法律的修订与解释变更是法律体系中正常的发展过程，以适应社会需求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针对支联会案件暴露的漏洞，政府可以考虑进一步修订国安法，以堵塞现行法律在执法层面的不足。例如，可以明确「外国代理人」的定义与刑责，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如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对与外国势力有联繫的组织设立更明确的规范。同时，可以强化资料提交机制，要求与外国势力有联繫的组织，必须按时提交与外国资助、合作活动相关的详细报告，否则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可以加强对外国资助的审查，建立更透明的审查机制，防止外国势力透过资金运作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支联会案件虽然在技术层面上获得脱罪，但其与外国势力的勾结及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仍然是不争的事实。此案暴露了现行法律在国家安全执法方面的漏洞，我们应该支持政府研究修改法例，进一步堵塞漏洞，以确保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护。未来，香港需要更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应对来自外部势力的挑战，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