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近年来,老龄化、低生育、少子化备受社会关注,一些学者唿吁开放生育政策,如今三孩政策「破冰」,能否缓解人口焦虑。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全球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人口出生率经歷了短暂暴涨后持续下跌。生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行为。首先,生育以家庭为单位,生孩子靠夫妻双方,国家、政府和企业都使不上力。其次,生育是一种生理行为,受限于男女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生育还是家庭及婚姻制度下的代际活动,关係到代际繁衍、基因延续及财富传承,超出了个人的生命周期与预期。
所谓经济行为,就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生育,都会考虑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比如,是否生二胎,我们可能会考虑二胎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否造成母亲职业竞争力下降以及身材受损,是否加重老人带孩子的艰辛。这些都是成本因素。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多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哪些快乐,给大宝多一个陪伴,给老去的自己多一个保障。这些属于效用因素。
进入近代社会后,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出生婴儿的死亡率,也提高了成材率。最开始,很多家庭还延续生育惯性,维持着高生育率,但是死亡率的下降推高了新增人口。刚迈入近代社会的国家容易出现一波婴儿潮。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反应过来了,死亡率下降了,不需要生育太多,逐渐减少生育率。同时,随着成材率的提升,家庭将更多的储蓄投入到现有孩子的教育上,而不是增加生育数量。
生育是人在边际上做选择,这个前提是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限制的。而人口数量加速下滑和人口悬崖的出现,说明这一前提被改变,生育行为被扭曲。
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拐点的时间往前推移。纠结于未来三年还是五年,意义已经不大。有人认为,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全球性问题。有些国家快一些,有些国家慢一些,中国的人口拐点只是比一些国家来得早一些,不必要过度焦虑。
人口素质的提升不足以对人口数量下降形成替代。关键的问题是原因是甚么?什甚么阻碍了替代效应?甚么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甚么打击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这些才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比如教育存在各种问题,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难转化为有效的生产效率。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力资本提升对人口数量下降的替代。如果替代效应不足,社会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未富先老。
要解决老龄化问题,要不保持较高的出生率,要不培养高素质人才。但是,人口曲线不平滑的结果是,既没有足够的劳动人口,也没有一定的高素质人才,创造充分的财富,来满足大规模的养老需求。但对孩子教育投入不足,成材率偏低,一个孩子以后可能需要承担六个老人的抚养压力。六个老人或许有养老金,但是需要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抚养老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家庭既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没有质量上的竞争力,唯有一堆生存压力。
现代社会,企业很有效率,个人也很有效率,社会组织也很有效率,但个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只能创造财富,不能创造「人」。造人、育人,他们使不上力,还得看家庭、看夫妻。家庭是唯一的人口产出部门,也是人口素质提升的关键部门。如今家庭没有效率,出轨率高、离婚率高、单亲家庭多、不婚不生族多,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本的提升受阻。
家庭效率为甚么不足? 家庭效率不足,有家庭组织及婚姻制度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人为因素对家庭部门的打击。通常,家庭、企业、政府、社会组织都是相互竞争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关係。他们共同竞争资源,谁的资源配置效率高,谁就更有竞争优势。但是,企业也可能打击家庭效率,对生育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对劳动的保护不足,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成本,降低了生育意愿,减少了对孩子的陪伴时间。这一代人加班加点,没有时间生孩子和教育孩子,下一代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不足,企业失去长足发展的人力基础。
企业产生效率,进而创造税收,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建设公共福利。但是,企业创造税收后,大量的财政又回到了基础设施上,反復投入到企业相关的配套之中。这导致一个问题:家庭部门的公共用品严重不足。比如,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医疗、失业保险、就业培训、生育保险、生育补贴以及家庭个税补贴。
如今的家庭承担了太多太多。太多本应由公共部门承担的职责落到了家庭上,太多来自企业的不公平压力传递到家庭里。如果家垮了,或许人也就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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