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今天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中学文凭考试歷史科试题取消一事，因考评局在教育局强大压力下，上周已火速公布取消试题及如何处理考生评分一事，所以今天会议已变得无意义，亦可见所谓的「谘询」与「协商」机制荡然无存。教育局向考评局施压取消试题，先例一开，让政治凌驾教育以至学生前途，于香港而言不单弊多于利，更可说是有弊而无一利。在新政治常态下，教师如想保教席，只能视而不见或口蜜腹剑。

单单看今次捲入政治风眼的考试试题，其实毋须什么教育专家，对于任何读过歷史科、曾经考过公开试的人来说，这试题可说平平无奇，对于考生而言这样的试题更可说是易答题目。题目提供的背景资料分别是1902年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的文章以及1912年黄兴写给日本政客的信函，而试题部分则主要是就着「1900-45年间，日本为带来的利多于弊」这句话，问考生是否同意并按其所知作答；如果考生要稳守的话，大概都应该会搬出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史实，并回答说「弊多于利」，而不会选择走偏锋说「利多于弊」。

可惜，在今天政治「上脑」的香港，在还未开始进行评核考生答案之时，如此简单的试题也可以被乘机挪用来作政治工具；而令人更觉可悲的是，原本该恪守教育专业、持平地提出独立意见的考评局，却不顾考生利益而服膺于政治，据报决定支持取消试题。香港境况确实令人扼腕换头。

一如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程介明先生所预料，教育界日后也许有更大的冲击与挑战，各个方面非专业的因素不由分说地渗进教育。教育界宜为此做好准备，思考如何在这新的政治常态下持守专业。

至于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何时方可休止？可能连港府一众教育官员心中也没有底。毕竟，教育于内地当权者眼中，其主要功能一直被视为辅助管治的工具，因此近年每当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至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内地愈益抗拒，便会归咎香港教育、甚至某一学科出了问题，那管一代人的思想与文化，成因复杂，尤其是在今天互联网已成新一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今次的试题事件，并非偶然，只是过去几年内地对香港教育不满的延伸，不同的是过往还只限于口诛笔伐，这次则是「出口」并「出手」。

事实上，教育界内已弥漫着一股人人自危的情绪。一如本报报道，教师已担心在个人社交帐户上的言论，随时被拿来政治清算，因此老师们已思考甚至已动手清理个人社交帐户的留言，免得日后被无限放大、被人整治。而教师倘若参与合法的游行示威，一旦因为冲突被拘捕，即使未曾被定罪，更有可能失掉「饭碗」或难以寻找新的教育工作。

据闻，近日学校便接获教育局发出的通告，说明在聘请教学及非教学人员时，除了要确定聘任者没有犯下性罪行，更要查核对方是否有刑事定罪纪录或是否涉及任何在进行中的刑事诉讼或调查，包括被警方逮捕或拘捕。换言之，过去一年在游行示威中被捕的老师，那管是否已被正式起诉，那管香港法律制度理应相信无罪推定，但他们已因此而有可能失去了教席。

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教师在个人言行上既要步步为营，而在教学上还要政治绝对的正确，在不符合当权者立场的议题上，一句「没讨论空间」，任何质疑已仿如天地不容。如此教育环境，在是与非面前，如何教导新一代？或许就只得如鲁迅《立论》所说，大家只得不停地「哈哈！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