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國安法合情理 防範外部勢力滲透
支聯會技術脫罪 難掩「外國代理人」真相

《國家安全法》的訂立，使得香港特區政府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動上更加有效率，能夠針對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及與外國勢力勾結等行為，採取相應的法律手段。然而，近期支聯會因拒絕提交與外國組織聯繫的相關資料，被警方調查，最終在技術層面上獲判無罪。但這一結果僅僅是基於法律條文的限制，並不代表支聯會能夠洗脫其作為「外國代理人」的嫌疑。

國家安全是每一個國家都必須高度重視的核心問題，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局勢日趨複雜的背景下，外部勢力對中國內政的干預明顯增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更是各種政治角力的前線。為了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特區政府於2020年制定並實施《國家安全法》，旨在防範、制止和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及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在這樣的背景下，支聯會因涉嫌勾結外國勢力被警方調查，並被要求提交與外國組織聯繫的相關資料。然而，支聯會拒絕提供相關文件，最終獲終審法院裁定技術上無罪。然而，這並不代表支聯會可以洗脫作為「外國代理人」的嫌疑。此案暴露了一些法律漏洞，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是否應該進一步修訂法律，以堵塞這些漏洞，確保國家安全執法的有效性。

支聯會自成立以來一直以「民主、人權」為旗號，實際上卻長期勾結外部勢力，進行反中亂港活動。警方的調查顯示，支聯會與多個外國政治組織有密切聯繫，並曾接受外國資助，策劃反政府活動，如遊行、集會及聯署等，甚至成為外部勢力策動「顏色革命」的工具。根據調查，支聯會與六個外國政治組織有關聯，並曾接受數以萬計港元的資助。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長期資助與支聯會相關的組織，如「華人民主書院」。該書院多年來依靠NED資金運作，並與台灣民進黨、「台獨」勢力及其他海外反中勢力有緊密聯繫。支聯會的成員何俊仁和陶君行都是該書院的董事，長期參與其反中活動。

此外，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曾在2012至2018年間擔任與NED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執委及公司董事，並於2016年獲安排赴印度參加由美國支持的反華組織「公民力量」舉辦的培訓營，期間更與支持「藏獨」的達賴喇嘛會面。這些事實顯示，支聯會的行為早已超越一般的社會組織範疇，而是與外部勢力勾結，試圖顛覆國家政權。

在支聯會被警方調查的過程中，外國勢力多次為其發聲。例如，2023年3月，海外反華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在紐約建築物外牆投射因違反《國安法》而被囚禁的女子頭像及標語，試圖將她們包裝成「被打壓的對象」，其中包括支聯會成員鄒幸彤。這些行為無疑顯示，支聯會與外國勢力之間的聯繫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長期合作的結果。

支聯會拒絕提交資料的案件，最終在終審法院獲判技術上無罪。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支聯會可以洗脫其作為外國代理人的嫌疑。法院的判決只是基於現行法律條文的限制，而非對支聯會行為的實質性認可。

事實上，警方要求支聯會提交的資料大部分只回溯至2014年，部分更僅涉及稅務、會計、員工納稅申請表、強積金紀錄等按法例需要保存的資料，這些資料本應輕易獲取。然而，支聯會不僅拒絕提供，還試圖將警方的行動描繪成「打壓公民社會」，這種行為本身就值得懷疑。因此，支聯會的技術性脫罪並不等於其清白，而是反映了現行法律在執法過程中的某些漏洞，值得我們進一步檢討和修訂。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回應法院判決時表示，政府將研究判詞，並考慮是否需要進一步優化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確保國家安全執法的有效性。這種做法在普通法體系下並不罕見，法律的解釋與適用往往會隨著社會變遷、司法觀點的演變而有所調整。

在普通法體系中，法律條文的解釋可以隨著法院判決而轉變。例如，在港英時期，香港法律制度多次經歷重大變更，包括1966年起所有死刑判決自動獲得特赦，並於1993年正式修訂法律，全面廢除死刑；1967年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加強對示威及集會的管制，賦予警方更大權力干預未經批准的集會；政府對《新界條例》的解釋有所調整，影響了原居民的土地發展權益。這些例子顯示，法律的修訂與解釋變更是法律體系中正常的發展過程，以適應社會需求和國家安全的需要。

針對支聯會案件暴露的漏洞，政府可以考慮進一步修訂國安法，以堵塞現行法律在執法層面的不足。例如，可以明確「外國代理人」的定義與刑責，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如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對與外國勢力有聯繫的組織設立更明確的規範。同時，可以強化資料提交機制，要求與外國勢力有聯繫的組織，必須按時提交與外國資助、合作活動相關的詳細報告，否則將面臨刑事責任。此外，可以加強對外國資助的審查，建立更透明的審查機制，防止外國勢力透過資金運作來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支聯會案件雖然在技術層面上獲得脫罪，但其與外國勢力的勾結及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仍然是不爭的事實。此案暴露了現行法律在國家安全執法方面的漏洞，我們應該支持政府研究修改法例，進一步堵塞漏洞，以確保國家安全的有效維護。未來，香港需要更完善的法律制度，以應對來自外部勢力的挑戰，確保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