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由导演张婉婷执导，追踪英华女校六名女生阿畲、阿聆、马燕茹、香港小姐、Madam、阿雀，连同剪接等工序，歷时10年至较早前公映，却引发轩然大波，事源女生阿聆不同意纪录片公映等。纪录片目前已经停止放映，张婉婷昨日解释，纪录片曾经进行包场活动，当时外界反应很好，于是认为即使公映不会有负面影响，期间还听到阿聆的父亲表示女儿已平復，故以为阿聆已释怀。我们必须指出，阿聆由此至终都没有提出改变想法，制作团队似乎想得过份理所当然，甚至是以行内人眼光来思考六名学生的处境，似乎太自以为是，最终衍生出今次风波。

《给十九岁的我》拍摄了六名女生，她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从2011年开始，她们准备迎接学校的重建，即将由半山迁到深水埗的临时校舍，希望在她们中六的一年，回到旧校址继续上学和毕业。

张婉婷昨日接受电台访问时向阿聆致歉。她解释，事前曾与一众主角交流，提及想做公开放映，所有当事人都在场，如果任何当事人表明不愿意可以随时离开。当时众女孩大约中五至中六，她收到通知，有电影发行公司表示对此片有兴趣，于是向一众女孩提起，而六位主角都留下来，「我当时理解是她们同意这件事」，但可能她们理解中的公开放映，最多只是做一些包场式的放映，而不是直接在戏院放映，与其本人理解不同。

随后，张婉婷忆述从其他途径得知，阿聆并不希望纪录片公开放映，最多可接受作校内筹款活动之用，或是在电影节、包场等小规模的放映。后来校方办了包场活动，由于外界反应很好，「当时无人觉得有何不妥，都觉得女孩子可爱勇敢，很正面」，于是认为即使公映不会有负面影响，期间她亦曾听到「阿聆」的父亲表示「她平復了」，而在纪录片的感恩大会中，阿聆的父母和弟弟都有出席，「我都以为她（阿聆）已经释怀」，但没想到「她（觉得）还有这么多问题」。

我们认为，在《给十九岁的我》制作团队眼中，电影放映、给社会大众评头品足等，也许是「可以克服」的东西，甚至根本不是甚么问题，但在中学生眼中便或许是相当大件事。再进一步说，《给十九岁的我》的制作横跨了10年之久，纪录片本身当然有存在价值，至少可以让关心下一代、关心教育的人多了一层反思。然而，正正是纪录片本身歷经10年，考虑的因素也是相当的多，拍摄行政上的交接工作，我们对此表示存疑。

最重要的一点，是纪录片的拍摄对象是中学生，剧组必须予以绝对的尊重，而阿聆本身患有抑郁症，剧组以至是校方就更应该给予更多关心。我们认为，纪录片无论如何有价值，都应以学生利益为优先，而今次的拍摄与制作手法，明显并不考虑周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