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報道】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案件昨天（1月2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展開第18日審訊，控方「從犯證人」、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開始接受辯方盤問。辯方質疑《蘋果》高層與黎智英的價值觀和編採方向本來就一致，毋須黎智英親自下達指示，管理層可「向老闆說不」；張劍虹不同意說法，指「黎生嘅編採政策，佢吩咐我哋做呢，我哋無得選擇」。張劍虹又稱，黎智英在「飯盒會」會給編採指示予高層去執行。
辯方盤問張劍虹是否與黎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及價值觀，張不同意兩人擁有共同宗教信仰，指其為基督教徒，而黎則為天主教徒；而就價值觀而言，張指其亦相信民主、表達和出版自由，以及傳媒可作為監察政府的權力等。
辯方問張劍虹是否所有《蘋果》記者及編輯大致認同上述的價值觀？張表示不肯定，並指《蘋果》團隊好大，不敢代所有人回答，稱：「同埋佢哋好多可能係為咗「打份工」，知道黎生有呢個價值觀，咁佢地都一定會配合啦 。」
張：員工為打份工 配合黎價值觀
辯方在庭上展示張與黎就《蘋果》25周年特刊感言部份進行討論的Whatsapp訊息，並指張在對話中很認同黎的觀點，張劍虹表示：「我對黎生的文章很少表達異議，都係呼應番佢，係同意佢呢個諗法」。
辯方再向張劍虹追指黎無論是否在飯盒會中，根本從未提及編採指示或政策？張表示不同意。辯方再指出張提及的編採指示，根本就是張及其他編輯的共同價值觀，張隨即反駁指「就算係有共同價值觀，都唔代表黎生無俾指示架嘛，黎生絕對有喺飯盒會俾指示」。
其後，法庭質疑辯方混淆「價值觀」(value)及「編採政策」 (editorial policy)的定義，認為張所述的「編採政策」是如只報中國負面新聞等具偏見的採訪方向，而非等同辯方所指的「價值觀」(如出版自由、監察政府等)，並批評辯方這問題或對證人造成不公 (it is an unfair question)。
張：催谷上街 非純粹民主自由問題
辯方又提問張，由於張與黎持有共同價值觀，因此黎根本無需訂立編採指示及報導角度。張不同意辯方的説法，清楚指出黎利用《蘋果》催谷市民上街及向政府施壓要求撤銷《逃犯條例》修訂案等做法，認為已經「唔係純粹民主或者言論自由既問題」。
張強調，黎親自參與遊行，要求張與其秘書、司機等「夾時間」，刻意於遊行期間採訪黎及吩咐利用《蘋果》「將啲新聞要做大點」，若沒有黎清晰的編採指示，就算相信言論自由及法治等價值觀，《蘋果》任何人亦「唔會做呢啲野」。辯方又質問張，若張不認同黎的做法，大可不跟從黎的指示，張回答指：「唔可以囉」。
張：《蘋果》營運決策須獲黎首肯
辯方展示一段張與黎的WhatsApp 訊息，內容顯示張向黎建議推動更多泛民議員協助社區街坊去訂閱《蘋果日報》，黎回覆表示「是否不好意思? 我們(蘋果)始終是牟利機構。我可能太敏感，你若覺得無問題，go ahead」。辯方引述內容指黎起初看似不完全同意張的建議，並表示：「你若覺得無問題，go ahead」，質疑張有最終決定權。
張否認辯方的論述，指黎的回應有正面「positive」的意思，張表示，十分熟悉黎，認為如果黎覺得建議不適合，就會表明立場不讓行動進行；張認為黎的訊息意思為：「唔係話將個波拋返俾我，而係佢都係覺得，其實都ok既」。
稱黎在「飯盒會」會下達編採指示
辯方提出於2014至2018年期間黎因為想退休，而甚少參與《蘋果日報》的營運工作，以及黎於2018年因看見《蘋果》經營有虧損才回歸集團擔任主席；張不認同有關說法，並指事實上黎一直有參與《蘋果》業務，而自2018 年起，黎更積極參與《蘋果》的編採工作。
辯方再三問張指黎參與《蘋果》業務，是否單純擔任商業方面的角色，張不同意，並指黎是同時積極參與《蘋果》的營運及編採工作，張亦否認黎曾將編採決定交予編輯。
張：「飯盒會」與改善員工溝通無關
辯方在庭上展示張與黎的WhatsApp 對話，當中顯示兩人曾討論《蘋果》員工就改善動新聞影片作出的意見，辯方向張指出，召開「飯盒會」前，會預先於通訊群組内收集員工的問題，因此「飯盒會」的討論方向主要圍繞員工的困難，並藉此改善内部溝通。
張否認辯方的説法，指黎於「飯盒會」開始後會先講述其對政治局勢的看法，其後雖會就部分員工的問題作討論，但黎「唔一定要跟住晒同事嘅問題去解答」，而黎亦會隨時向同事下達指示。
黎策動《蘋果日報》參與政治活動
辯方在庭上展示《蘋果日報》在1997年至2012年間刊登的頭版報章，指出《蘋果日報》一直以來都在「七一」或「六四」等敏感日子鼓勵市民上街，並非如張所言，在2014年後才突然有所改變。張隨即否認，並指作為總編輯，對《蘋果日報》的轉變感受很深。張解釋，2014年前，《蘋果日報》只會用登報形式鼓勵市民上街，但2014年後，黎開始主動策動《蘋果》員工參與政治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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