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兆揚任內大部分時間在刑偵單位工作，為人較低調及沉實，在退休訪問中，以其最擅長的數字跟記者打開話匣子，亦罕見地大談警務生涯感受。
他表示，在整體犯罪數字上，1986年錄得81,411宗，1995年91,886宗，2016年60,646宗。在90年代初期數字最高，然後開始穩步下降。數字變化有多個因素，尤其八九十年代較多跨境犯案。其後，香港與內地加強合作及作針對打擊，有效遏止此類罪案發生。以偷車為例，90年代偷車賊多會將失車運上內地轉售，失車數字1992年一度錄得6,918宗，而2016年則只有433宗。
行劫案由1天25宗 跌至0.7宗
科技進步亦是罪案總數下降的原因。鍾兆揚表示，防盜設施的成本近年既低，效果又好，不但汽車的防盜設備進步，大部份大廈亦安裝了可威懾匪徒的閉路電視，巿民的警覺性亦比過去提高，種種因素提升了歹徒的犯罪成本，令犯罪數字下降。以行劫案為例，1991年共錄得9,138宗，平均一日25宗，2016年則減至260宗，一日0.7宗。
然而，罪案並非全面下降，雖然人身傷害或者暴力犯罪數字下降，但詐騙及科技罪案的數字卻節節攀升，1986年詐騙案只錄得1,489宗，2016年錄得7,260宗，30年來大增4.8倍；科技罪案數字於2005年錄得653宗，2015年錄得6,862宗，10年間升逾10倍。
手機第一代 騙徒複製電話騙款
鍾兆揚與商罪科的緣份最深，由警校畢業不久， 1990年被派駐商罪科，後於2002年晉升為警司時，重返該科，最後至2011年再晉升總警司，則統領該科，見證詐騙案新瓶舊酒的手法變遷。他說，騙案一直存在，並不斷變種，例如過去第一代連SIM卡都沒有的手提電話問世，就已有匪徒起歹心，將受害者的電話資料複製，造出一台複製電話供其他人使用。他說：「可能被整條村都用這電話來打免錢長途，苦主最後可能損失過萬。」
鍾兆揚以貿易騙案為例，指曾有進行膠袋貿易生意的受害人收到歹徒來電，騙徒稱想高價購買某種膠袋，受害人表明無貨後，兩至三天就又收到騙徒同黨的來電，並說有特殊膠袋出售，苦主一心打算做生意，卻已步入陷阱。
80年代 「419騙案」盛行一時
他續說，1986年便曾經盛行名為「419騙案」的尼日利亞郵件騙案，受害人會先收到一封來自尼日利亞，稱可繼承巨額遺產或中獎的信，想領錢就須墊付手續費，受害人滙錢後，騙徒又藉口索要行政費、稅金、又或訛稱被海關扣查貨物，要收取各種費用，讓苦主繼續掏錢。到最後，甚至會有歹徒裝成執法人員，通知受害人他已受騙，想要回騙款就再給錢，在重燃希望受害人身上再訛取一筆。
鍾兆揚指出，在調查近年興起涉及投資的騙案如倫敦金、層壓式騙局時，往往陷入兩難境地。他說：「雖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整套運作有問題，爆煲只是時間問題，但受害人現時確有獲利，並迷失在包裝到似是而非的計劃中。若警方過早行動，非但可能證據不足，無法拘捕禍首，受害人亦會埋怨警方妨礙他們賺錢，然而若太遲行動，匪徒又能輕易走資，難以保障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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